性学大师：同性恋人群需要人来支持！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最著名性学家，自由女权主义者。前段时间，网上流传出李银河与一位女性同居了17年，并指责其是拉拉，而针对同性恋这一话题，李银河教授又怎么说?

问：李教授，如果您自己给自己一个评价的话，简单扼要地，您会怎么讲?

李银河：我想就是一个做社会学的吧。

问：就这么简单吗?

李银河：对。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

问：要不要限定一下，比如说性学这方面的呢?

李银河：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并不是仅仅是性，只不过性研究方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

问：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样一个提案，当时您对这个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料?

李银河：其实这个提案已经有好几年了，提过两三年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恐怕不会那么快通过。

问：知道会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提案托人送过去?

李银河：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传播一种正确的理念，希望大家在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问：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达到您当时的目的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达到了，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已经有特别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了，在中国等于说它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问：因为这个提案本身很敏感，很有关注度，所以对您的关注近期也很高，对您的评价我觉得两个极端都有，您听到的都有什么样的评论?

李银河：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我在网上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同性婚姻提案，有60%多的人是支持的，大概有20%多的人反对，另外有10%的人是不表态，或者说不明白，不懂。

问：但是那些发的帖子，那些有语言，有形容，有表达的那种，让您觉得比较意外的有什么?

李银河：比如说有一个老女同志就打电话，她不是那个同志，她是就是一个女的，她就是非常激烈反对同性婚姻，甚至有点人身攻击式的。

问：攻击您?对您的人身攻击吗?

李银河：对，就是说好像怎么能够来提这样一个提案，为这个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反对同性婚姻的是些什么人，然后我分析，有一批人就是观念比较守旧，但是也有些人可能是同性恋者的妻子，就是男同性恋者的妻子。

问：她等于是一个受害者。

李银河：对，她在这几十年时间里得不到爱，得不到丈夫的这种体贴，最后发现丈夫是一个同性恋，就非常痛苦，所以就有点歇斯底里。

问：我在您的一篇文章上看到，您是一个很介意别人评价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做得好，当有这种带有攻击性质的评论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能承受吗?

李银河：我觉得现在承受力强多了，好多朋友也来劝，不能把网上那些人的话当真，所以如果我都太认真看待的话，我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问：您说承受力提高了，是跟从研究性学，研究同性恋开始发生的变化吗?

李银河：有一个网友还专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当年弗洛伊德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弗洛伊德说，爱因斯坦是幸运儿，然后爱因斯坦就问，说我怎么就是幸运儿呢，然后弗洛伊德说，在你的领域，不懂天文和物理的人绝对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在我研究的领域，对这个一点不懂的人在说三道四，就是这样。搞这个领域，搞这个性，或者是性别的研究，确实是会有比较多的非议，会引起人们的情绪激动。尤其我觉得在中国情况更特殊一点，就是大家一向在这些方面是特别压抑的，如果有人来碰这个题目，很多人就会非常受不了，非常激动。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李银河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婚姻家庭、性别、性的研究。那个年代，性几乎是一个禁区，人人谈性色变，学者们对这个领域也少有涉足。而李银河则不但涉足性问题，而且还大谈特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的性学研究不断地深入和成熟。1992年，李银河出版了她学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受到不少人的关注。

1998年，李银河出版学术专著：性学三步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这些作品受到媒体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

很多同性恋人群，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说她是给这个黑暗王国打开天窗的人。

问：同性恋者对您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您是在黑暗的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这样的评价您觉得吻合吗?

李银河：我原来也没有太注意过，因为在一般做社会学研究那样来做同性恋的研究，在去年的时候，正好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个同性恋主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他地位非常崇高，是在全世界数得着的重要的大法官，他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就是说，你是我的英雄，后来我就特别挺感动的，他就说，当他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非常苦闷，因为是同性恋，当时看到了那个金西的报告，才使得他有了生活的勇气，最后他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在中国就是金西在美国做的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反正对这种评价我也是挺感动的，也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对这个少数群体。

问：您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出于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呢，还是说希望为这个少数群体做一点什么呢?

李银河：我觉得两者都有，要说完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比如小白鼠似的来研究，也不是的，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你选题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倾向性，比如跟研究一个星星什么的确实不一样，所以应当说是两者都有吧。

问：如果首先带着这个倾向性，想为这个人群呼吁或者替他们做什么的话，研究本身作为学者去进行研究，还能保证一个公正、客观，不偏颇吗?

李银河：这是不能避免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你选的是同性恋，你里头已经带着同情，而且后来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就是说应当是带着同情来研究的，这个带着同情至少不是错误，不是一件坏事儿。你带着同情可能你能理解得更好，对你的调查对象。

问：您提到的这种同情心是越来越强烈吗，随着跟他们的接触?

李银河：应当是这样的。

问：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您觉得这是一个弱势的少数群体，需要人来支持?

李银河：我觉得最主要的表现，应当就是他们在当时只能是在地下，不能跟单位、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不能暴露，过着一种两面人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就非常压力大，但是现在情况要好多了。但是当时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的人活得非常非常艰难，非常痛苦。这还不包括比如说像在一些非常时期，据我所知，比如说北京某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他被发现是同性恋以后就被打死了，在一些特别不正常的时期。

其实，李银河能够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十分偶然。1982年，李银河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主修社会学。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当时在国内，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是没有人做的。

李银河博士后的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她偶然遇到一位大龄单身男子，这位男子跟李银河坦白，单身的真正理由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从这个人开始，李银河走进了同性恋人群。

问：您从美国学成，读完博士学位回来以后，本来是研究单身离婚，还有自愿不生育的人群，是碰到了一个同性恋者之后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这究竟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李银河：这其实是有准备的，在美国的时候，也就是做了一点文献的准备，就是心里想，要做这个研究了。但是线索是比较难找的，正好当时就是单身，做单身研究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了大概有三四十个单身者，其中就有一位男士，他当时是30岁上下，他跟我讲，他是独身，保持独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这就是我的第一例。他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这在我们社会学里叫滚雪球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最后做大了，把这个研究做得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调查对象实际上是从心理诊所转过来的，当时我认识一位心理诊所，那里面一有批同性恋者，去求治的，我也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问：当年最初接触同性恋者的时候也会像普通人那样会带着一种好奇甚至是一些异样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吗?

李银河：好奇心是肯定有的，而且福柯也说过，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最根本的动机，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

问：要让这样的人打开心扉，把自己的经历困苦都说出来，需要您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吧，这种信任怎么获得呢?

李银河：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他觉得你在人格上是尊重他的，并没有把他当作病人或者是罪人，这样本身就会取得信任。我觉得有的时候信任是用不着说的，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的这些东西他们就都能明白。

问：刚才您在谈话当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金西，也有翻译成金赛的，还有就是福柯，这两个人在您的学习包括研究的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李银河：其实金西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注意到的一位学者，而且当时我就有了这个打算，就是说回中国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对于我在事业上，将来的发展，他的勇气，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金西之前，美国曾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国家，通奸被当做犯罪，惩罚同性恋。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禁止传播避孕信息，禁止夜总会，还反对自由恋爱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性学家金西进行了一个两万例的性调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对各行各业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开创了性学研究个人面谈的方法。

1948年和1953年，他将研究成果结集后分别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两本书。书中分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环境对于人的性行为方式、性高潮频率等性现象的重要作用。

金西的调查出来之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开，几乎改变了整个美国的保守清教的道德气氛。

问：当时金西的一些研究和观点，其实对美国整个社会对性的观念有一种扭转的作用，您希望自己的研究也是能对社会起到这样的影响力吗?

李银河：实际上金西报告出来以后，美国的风气才为之大开，就是在1948年和1953年他分别出版了那个《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真有点像美国1948年那个样子，就是当时的美国也是清教精神特别保守那样的，中国也是谈性色变，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