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的性革命已经成功！

潘绥铭，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他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性社会学课。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问世，现有15本专著，3本译著。

潘绥铭颇为彪悍。从红卫兵、农场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到人大的社会学教授，他一路走来，充满传奇。23年前，他第一次在高校开设性社会学课，听课女学生骂他脸皮厚，一位极有资历的教授对他不屑一顾;11年前，他只身闯入红灯区调研，与小姐们同吃同住。当时，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行为惊世骇俗，他的观点石破天惊;现在，他的研究，他的学术，逐渐被人认同。

他自称省级侃爷国级侃爷的头衔，他说非他的同事周孝正莫属。这位省级侃爷一边在咳嗽中吞云吐雾，一边和我们谈性，听起来颇为过瘾。

著名性学家：潘绥铭

性革命已经成功

问：您研究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怎么判断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了呢?

答：我们在2000年和2006年分别做了两次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发现在中国人6年之内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看性关系的变化。多伴侣的比例，在2000年只有16.8%，大约1/6;到了2006年变成了24%，接近1/4。再看婚前性行为，未婚者的发生率，在6年之内从32.6%增加为51.4%;已婚者性行为发生率，在6年中从32.9%增加到42.3%。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急速的变化，这就叫做革命。

为什么说性革命成功了呢?首先从数据上来看，在短期内增长到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步，不再是革命时期的情况了，而是一个成功状态。第二个依据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舆论上大反对，道德法庭审判，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正规的传媒上，政府已经不管了。它已经没有了敌人，敌人被打垮了。

问：那个敌人是什么?

答：在学术上，我把它叫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历史上一直都有，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跟通常说的禁欲主义区别在哪儿?它并不禁止性行为，不但不禁止反而是鼓励夫妻过性生活，《诗经》云，君子之道五日一御(一个好男人至少5天要过一次性生活)。它讲究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性存在。一个男人有28个小老婆不叫淫;但是偷偷出去跟外人偷情，就叫淫。禁欲主义最反对的是快乐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必须要根据一个更加高尚、更加抽象的社会目标。中国的性文明到今天最大的突破就是，不会再为了一个抽象的社会目标来制约自己的行为。

问：美国的性革命和中国的性革命之间有可比性吗?

答：可比的地方有，但不可比的地方多。可比的是一个是青少年的人口高峰。他们是二战以后大兵回家了所以生孩子，60年代初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出现高峰什么力量都压不住。摇滚，吸毒，反战，嬉皮士，性解放，管不住。中国也一样，文革计划生育放松，文革后第一批人到85年进入青春期。什么喇叭裤、蛤蟆镜，迪斯科，谁管得了?另外还有一点可比的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很明确的敌人就是清教徒。清教徒是禁欲主义，青少年反的就是这个。我们反的是文革那套。欧洲怎么就没有呢?它也有性革命啊，但是是静悄悄的性革命，他们比美国更快、更远，但你看不出来，它没什么可斗的。在两点上可比，其他的不可比。美国的性革命是所有革命中的一个部分，跟民权革命、反战革命搁在一块儿。性革命在中国却是孤零零的，不同于在西方性革命跟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恰恰是越来越没联系才能成功的。

性快乐主义来自独生子女政策

问：中国现在在性方面流行哪几种模式?

答：现在大概是两种力量并行：一种是爱情主义，一种是快乐主义。爱情主义还是比较的传统，它符合五四以来的传统，不符合封建传统。以爱情作主导，有爱就有性，性是为了爱等等。爱情主义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开放，一下子把爱情的旗帜给高扬了。爱情可以突破道德。两人相爱到一定程度，道德规范就不大起作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既不是道德败坏，也不是乱搞，纯粹就是爱。

更加开放的思潮是快乐主义，比较典型的是木子美。快乐作为最主要的原则，把快乐放在首位，一切传统道德从根上就垮掉了。一旦承认说人还可以为了快乐，一切传统理论都淘汰了。

允许爱情出现没关系，因为爱情可以跟婚姻挂钩，两人相爱有可能就结婚了，可是快乐不见得是自然跟婚姻联系在一起。所以它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

问：快乐主义的根源来自哪?

答：性的快乐主义来自于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过去为什么要过性生活?为了生儿育女，我们总结为唯生殖目的。独生子女政策打破了这个唯生殖目的，任何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孩子以后，为什么还要过性生活?没有理由了。可以说为了爱情，可是爱情拿什么来维持啊?转来转去，还是转到快乐上去了。国家不允许你生育了，不允许你唯生殖目的论了，不允许你过性生活仅仅为了生儿育女。你总得找一个新的哲学、找一个新的支点。这个支点是为了快乐。一开始80年代初实行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的效果没有显现。但10年之后90年代显现，到现在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的。

独生子女顺带带来了流产和避孕的合法。过性生活可以不怀孕了，这是根本的解放。女性安全了，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带来的后果一下子就锐减了，可以说几乎没什么后果了。比如说，木子美是什么样的人?28岁、没结婚。如果她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她还敢这样吗?

问：爱情主义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答：爱情主义对婚姻的冲击也不小。我们的《婚姻法》把爱情主义的大旗树起来了。离婚条例就一条，因为双方感情不合，经调节无效就可以离。我们现在流行文化又把爱情推崇到极高的位置，典型的是《色·戒》，它最大的冲击不在于床上的镜头，而是居然可以爱上一个敌人，最后把自己命送了，这在过去是绝不可想象的。

当然爱情对婚姻的冲击比快乐的冲击还是小一些。爱情主义从五四以来，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但快乐主义是新出来的，中国古代也没有，五四时代也没有。它就使得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所以我说李银河是挑战了五四以来的性道德的底线了。

五四以来给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爱情至上的文化模式，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制造出来的怪胎。五四传输的是西方19世纪末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风尚，这个东西传进中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神话了。但是，五、六十年之后，西方人自己变了，人家已经性革命、性解放了，我们还抱着19世纪后半期的东西在这死信，整个就是一错位。

一夫一妻制与白头偕老制

问：当前出现一些社会现象，使得我们的婚姻制度面临挑战，有人开始反思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是不是很合理?

答：中国2000年的婚姻制度真的错了吗?为什么到五四以后要改成一夫一妻制呢?一夫一妻制真的是好制度吗?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实行一夫一妻制呢?刚刚是超过一半。一夫一妻制完全是基督教的产物，基督教的道德力量乘着资本主义的力量，乘着向海外扩张的力量跑到第三世界来。基督教的教义是上帝规定的，是社会强制的。但是从历史上来说，中国的一夫一妻制有所不同，或者说比基督教的教义更人性化的地方就在于，它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有意思的是，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发生了变异，变成了白头偕老制。两者完全不一样。一夫一妻制讲的是此时此刻只有一个夫或者是一个妻，谁规定就必须白头偕老了?中国的农业社会本能上倾向于反对离婚，不光是孩子的问题，还有老人的问题，结果就从一夫一妻制演化出来一个白头偕老制。现在西方性解放了以后，他们的婚姻还是一夫一妻制，称为连续多配偶制，或者叫连续一夫一妻制。每一次都只跟一个人，但一生可能多次结婚。

问：如果是连续的一夫一妻制的话，会不会造成更多的混乱，更多的婚外恋?

答：举一个例子，瑞典是全世界性最开放的国家，但它的婚外恋比例是最低的，完全没有必要搞婚外恋，因为结婚、离婚都非常的容易。中国现在女性在婚姻保持期间跟外面的人有性关系比率已经超过美国了。是中国女性不好?这可跟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根源就是白头偕老制。你强迫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白头偕老，但她又跟别的人有快乐，你说怎么办?它只好以婚外恋的形式出现。

一夫一妻制不大符合中国的特点，白头偕老制不符合时代的特点。两者加一块儿，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现实了。它必然会遭到破坏，变得越来越松散。婚外恋已经越来越无所谓了。中国的离婚率在慢慢的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像西方国家一样就会变成连续的一夫一妻制了。

问：如果说变成连续的一夫一妻制，妇女一方会不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吗?

答：在西方，性革命不是单兵突进的。其中很重要的是女权革命，妇女独立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所以她也敢离婚了。中国当然也是这样的，中国离婚实际上妇女提出来占多数。中国性革命有可能走弯路或者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就是因为其他的革命没跟上。男的包了二奶，中国妇女怎么办?全世界妇女都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跟他离婚，可是中国妇女能做得到吗?过去根本做不到，现在应该能做到了，可是意识跟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