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性爱文化在唐朝就如此发达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中，古代人对于性爱都是非常保守的，因此谈到古代的性文化很多人也觉得没什么看头。其实并非如此，唐代由于经济发达，在其他方面也相对较为开放，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各种情爱文化，包括性观念、婚嫁等等。

　　在敦煌发现的资料中，对唐人结婚的最佳年龄的说法很多，对于男子，有说十五，有说二十;对于女子，有说十五，有说十六，还有说十七、十八、十九的。这主要是因为唐代在各个时期对婚龄的规定不一致，所以影响到民间婚俗的变化。

　　例如，唐太宗时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申以婚媾，令其好合。”所以《降魔变文》说：“吾今家无所乏，国内称尊，小子未婚冠，理须及时就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而笄，这是符合唐太宗时的婚龄规定的。

　　又如《秋胡》中说：“郎君，儿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虽门望之主，不是耶(爷)娘检校之人，寄养十五年，终有离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随夫，今日属配郎君，好恶听从处分。”秋胡妻十五岁嫁给秋胡，也合乎唐太宗规定的年龄。

　　唐玄宗则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下诏：“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所以《董永变文》云：“当感先贤说董永，年登十五二亲亡……直至三日覆墓了，拜辞父母几田常。父母见儿拜辞次，愿儿身健早归乡。又辞东邻及西舍，便进前程数里强。路逢女人来委问，此个郎君住何方?……不起人微同千载，便与相遂事阿郎。”这里描写的是十五岁的董永娶了天帝之女，正符合唐玄宗规定的年龄。

　　到了唐代宗时期，情况又有所不同。国家经安史之乱后，风雨飘摇，社会动荡，婚期多有推迟，战乱造成婚龄的增大。所以白居易的《赠女诗》云：“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韩朋赋》云：“忆母独住，胡娶贤妻，成功素女，始年十七，名曰贞夫。”还有比婚龄十七岁更大的姑娘，如《搜神记》云：“只道娶妻，本不知迎处，……霍遂入房中，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矣。”

　　在封建社会中盛行的婚姻缔结方式是包办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决定，对于唐人来说，也不例外，这种方式在敦煌写本中是有所反映的。如《云谣集杂曲子·倾杯乐》写道：

　　忆昔笄年，未省离合，生长深闺院。闲凭着绣床，时拈金针，拟貌舞凤飞鸾，对妆台重整嬉恣面。自身儿算料，岂教人见。又被良媒，苦出言词相炫。每道说水际鸳鸯，惟指梁间双燕。被父母将儿匹配，便认多生宿姻眷。

　　这里说的是姑娘笄年刚至，媒人就来花言巧语地挑逗、诱惑了。这种情形，在中原也是如此。例如诗云：“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姑娘自悲自怨出身低微，想出嫁，还是要“托良媒”。

　　唐代媒妁婚的继续存在，其原因也和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相仿。一是封建的家长制条件下家长权威的表现。二是阶级区分使婚配要求门当户对，如《不知名变文》云：“娘子空来我空手，奈何为媒人所秤量。娘娘既言百匹锦，娘娘呼我作上马郎。彼此赤身相奉侍，门当户对恰相当。”

　　可见，只要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双方是否情投意合，父母硬性作主匹配。三是以联姻作为向上爬的一种手段，即“竞觅荣华”，如《敦煌杂录·悉昙颂》中所唱的：“幽闺内阁深藏举，竞觅荣华选婚主，相见晤言及美语，有人借问佯不许。”四是借包办婚姻索取大量财礼，如《书》所说的：“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

　　可是，在唐代风气比较开放，人民群众在封建社会中相对地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在民间已逐渐明显地表现出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这种情绪在前面引用的《云谣集杂曲子·倾杯乐》中已可以看出来。那时产生的董永娶天帝之女的故事，说：“帝释宴中亲处分，便遣汝等共田常。”天帝之女可以嫁给董永这个庄稼汉，也寄托了劳动人民反对门当户对、向往健康、自由的夫妻之爱的理想。

　　在敦煌的不少写本中都反映出当时“纳采礼”是订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即指男方要给女方送一大笔钱财。例如伯二三四四《祗园因由记》云：“其友保曰：舍卫长者大臣闻君有女，故来求婚。长者护勒弥答曰：此则门当户对，要马百匹，黄金千两，青衣百口，∥锇俪怠”如果说，这是大官宦人家所为，平民百姓难以效法的话，那么道光《敦煌县志》所说的当时“送庚帖后，行纳采礼，厚则送梭布二十四对，次则送十二对、八对不等”，数量也很不少了。

　　古敦煌民间聘礼，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计有马、黄金、玉璧、床褥，毡被、彩绸、布匹、束帛、猪、羊、果子、油、盐、酱、醋、椒、姜、葱、蒜、野味(猎物)等二十物。这些东西都比较实用，这是敦煌唐人收取聘礼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聘礼要厚，主要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炫耀财富的意识，如清代《敦煌县志》说：“富者妆奁铺陈”;同时也反映某些小市民想借嫁女而“捞一把”的思想。但是，平民百姓却未必都重财礼，伯三二六六王梵志诗云：“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但得身超后，钱财总莫论。”莫论钱财，这体现了敦煌民间健康的婚俗观。